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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传统治世思想源流 助推当代法律制度创新

时间:2015/1/12 来源:互联网 浏览:2550

 ——浙江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2014年年会综述


    2014年12月20日,由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主办,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承办,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人文重点研究基地协办的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传统治世思想源流与当代法律制度创新”研讨会在中国计量学院举行。来自省法学会的领导,以及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省内院校和实务部门专家60余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
    年会以“传统治世思想源流与当代法律制度创新”为主题,旨在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陶丽琴教授主持开幕式。省法学会胡虎林副会长、中国计量学院副校长宋明顺教授、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周泛海书记、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范忠信教授在致辞中分别阐述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强调要研究传统治世思想源流,贯穿古今,纵横东西,为中国当代法律制度的创新提供有效借鉴,为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学术讨论阶段,与会者分别围绕法治与文化、制度与变迁、比较与借鉴等专题展开深入探讨。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蒋铁初教授主持第一单元“法治与文化”的专题讨论,四位学者先后发言。上海大学的宋华未老师阐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传统中不断创造,在创造中又不断转化、发展,形成新的传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有生命的,它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消失而消失。虽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同现代法治精神存在冲突,但是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其为维护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的稳定和统一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强调,从生命周期的视角剖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清其历史脉络,进而分析其在现代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浙江工商大学的童列春教授阐述了法治中国的文化冲突,兼容与整合中蕴涵的效用,他指出,中国的法治建设活动是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当下的中国文化是多源头的复合型文化,每一种文化均包含自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则,这些文化精神特质与中国法治建设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与兼容,客观上发挥着促进或者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目标实现的效用,只有整合中国现有的文化资源,发挥其正面效用,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嘉兴学院任汝平教授论述了中国古代盟誓法律制度及其当代变形的作用与价值,他强调,盟誓起源于黄帝时代,基本定型于西周时期,盟誓具有宗教、政治性质,更具有法律性质,有着丰富的法律内容,在中国古代起了重要的作用。盟誓发展至当代,其变形依然存在且其性质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作用价值具有正负两个方面。上海社科院刘正强博士阐述了法治话语下的血“稠”定律:以缘“分”为基础的纠纷类型构建的命题,他认为,由于受社会变迁导致的结构转型、利益调整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姻缘等叠加而形成的初级群体内“诸缘合体”的情形发生了改变,其强度降低,联结松弛,削弱了初级关系的纠纷预防与化解功能。法治元素在被引入民间纠纷解决框架后,由于其粗放型的特征,加之“合法性”不足,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在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的情况下,“解纠”的宏观制度安排应当形成一种分治格局,即在纠纷治理的法治话语下导入当事人的(泛)血缘关系强度指标,强化对纠纷结构中人际关系元素的考量,藉此建构起四种纠纷类型,从而将不同价值体系安顿于同一治理架构的不同板块中。这个分析框架为初级群体内的纠纷治理提供了新的解释和策略。宁波大学董茂云教授、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唐长国教授、高等水利水电专科学校胡大伟副教授分别进行了学术点评。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赵元成副教授主持第二单元“制度与变迁”的专题讨论,五位学者先后发言。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汪庆红博士阐述了以宪法为中心的新中国公共财产概念历史考察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新中国公共财产的历史进程的考察,汪博士认为,有必要对国有和集体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物质表现,国有和集体财产的本质特征与固有使命在于其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权利自由的实现提供物质保证,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之间有着根本意义上的逻辑关联,进而享有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是我国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从财产管理和运行实际层面考察,处于不同管理主体和服务对象定位不同的国有财产,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品质也有所不同。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荣明,从家庭维度阐述了台湾所得税法的历史和对我们当前所得税法制度改良的借鉴意义,他在发言中指出,所得税为属人税,除可综合个人各种所得以衡量其纳税能力外,同时可以斟酌考量纳税人之婚姻、家庭扶养状态而予以相应的减免与扣除,而与之伴随的还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征收制度。此种考量纳税人家庭情事的属性可称之为所得税的家庭维度,其所蕴含的则为亲伦精神。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的家庭维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略到日趋完善的发展过程,对我国所得税法之家庭维度的制度改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浙江财经大学田东奎教授则从水利碑刻入手分析明清水权纠纷的解决,他介绍了明清水权碑刻依据其设立的目的和用途可以分为水源碑、分水碑(合同碑)、官司碑、水利宗教碑等。水源碑是关于水权归属的证据,分水碑是关于水权分配的记录和宣示,官司碑是关于水权纠纷发生以及判决的记录,水利宗教碑是关于水神在护佑水源地方面的传奇、神话记载。水权碑刻反映明清水利社会水资源共享的理念,对用水原则做出明确规定,确定分水顺序。同时,通过碑刻崇拜对水利社会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水资源共享的理想。重要碑刻所在地也是水权裁判的场所。水权碑刻涵盖诸如祭祀、民间舆论、乡村治理、民间自治等方面,是基层水利组织水权管理的重要方法。来自中国计量学院的温慧辉副教授陈述了永佃关系的历史考察与解读和父系宗族谱系下的传统家产制度研究对当前法制建设的有益参考,她从自己回老家的所见所闻,结合赵冈先生的相关著作探究了古代永佃权的来源、成因、内涵,并着重阐发了永佃制的经济功能、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永佃制的现实价值,将经济学和历史学融会贯通,为当今土地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提供了富有建设意义的思路。同时,温慧辉副教授还讲述了自己另一篇论文的中心思想,在父系宗族谱系下传统家产制度中女性财产继承权益得不到保障,在男婚女嫁的父系家族格局下,必然导致财产继承中女性当然地被排除在外。她通过归纳中国宗族制度下“同居共财”的家庭以男系为中心的团体,得出了同居共财的集团通过子的加入和父的离去这种过程,进行了从祖先到子孙的财产传承即实质意义上的继承,父子以外的家庭成员只能作为家产的受益人来认识的结论,以史为镜,呼吁大家关注当前的女性财产继承权的问题。省高级人民法院陆永棣法官以杨乃武案为例,阐述了当前平反案件的借鉴意义,通过叙述杨乃武案的经过,从中分析出冤案形成的脉络,更深入探究冤案平反的原因:朝廷的决心——重树旁落的死刑裁决权,举人的力量——江南士绅集团的集体行动,《申报》的影响——媒体对当局的压力,由此探寻当前佘祥林案等冤案平反时各方力量的推动,为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意义。浙江双经律师事务所谢如程主任、嘉兴学院文法学院童建华副教授、杭州师范大学余钊飞博士对上述发言进行了学术评议。
    嘉兴市公安局法制处王林方处长主持以“比较与借鉴”为专题的第三单元讨论,三位学者先后发言。丽水广播电视大学周小明博士讲述了作为博士后论文开题的中国印度法律文化比较的初步研究成果,他首先探讨法律文化的含义及外延,然后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概述两国地理及人生哲学的差异,之后分别从政治结构、古今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意识与思想等三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印度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并展示了自己的论文结构让大家进行修改和商榷。海宁县人民检察院的胡剑锋检察官阐发了从方孝孺的刑法不得已观中汲取的中华法系的文明与智慧,方孝孺强调以仁义礼乐治国,“推仁义而寓之于法”,否定泛刑主义和重刑主义,应“不轻用法于民”。他赞同无为、疏略治理天下,主张以至仁之心立法、行法,“不得已而后用”刑,缩小犯罪圈和打击面,达到“民畏礼义如刑罚”的社会管理效果。他着眼于道德教化,提出了非犯罪化的清官过错宽宥制度的构想,并首创性地提出了非刑罚化的缓刑耻感考察制度的构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方孝孺法治思想融入了道德价值,并且从方孝孺的君职养民学说中可以读取到民主宪政思想,这也是中华法系文明与智慧的体现。浙江财经大学蒋铁初教授对清代刑案判决的事实依据探析结果进行了说明,他指出,清代刑案审理中的事实认定在立法上要求证供一致,司法观念中更重视证据的作用。司法档案及判牍资料表明,在证供一致模式中,口供与证据皆不可缺少,但证据是定案关键。口供既不独立于证据,也不是证据之王。法史学界认为,清代审判中口供具有特殊地位及视口供为证据之王是对清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误读。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麻侃主任、浙江理工大学何邦武副教授、浙江工业大学徐惠婷副教授分别对上述发言作了精彩点评。
    在分单元讨论后,参加会议的各方学者也针对会议的发言进行了自由讨论与点评,现场气氛热烈。
    本次年会还进行了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增补选举,董茂云、蒋铁初、麻侃、谢如程被增补为副会长。
    闭幕式由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院长陶丽琴教授主持,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范忠信教授在闭幕式上讲话,四位新当选的副会长也作了表态发言,对研究会将来工作进行设想。麻侃主任作为下届会议的承办单位代表,对下届办会相关内容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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